江南文化空间生产与海派“新变”

江南首先是一个地域空间。在不同历史时段，江南的涵盖范围有所不同，较确切的“江南”概念直到唐代才最终形成。

说起江南文化的意象，如果用一个字来描述，就是“水”；用两个字来概括，就是“灵动”；用三个字来表现，就是白居易的《江南好》：“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

在上海，奉贤区用“十字水街、田字绿廊，九宫格里看天下，一朝梦回五千年”“百里运河、千年古镇、一川烟雨、万家灯火”来形容本地区的新江南文化意象，也非常生动。

表现江南神韵的艺术样本，在我眼中最为典型的，一是吴冠中的中国画江南系列，二是陈逸飞的西洋画水乡系列。白墙、青瓦、木桥、流水，本来都是客观的物象或自然的现象，但当它们由诗人、画家组合在一起后，就代表了人化的第二自然，映射出江南文化灵动雅致的意境。

现在，上海“五个新城”的诸多村镇都在规划建设体育公园、宠物公园，以及美丽产业、国际学校、露营基地等生活和消费场景，但保留越来越稀缺的自然水系是首要的。缺乏自然水系的空间营造，是完全不同的生产方式。新江南城乡美学空间应该既有《清明上河图》的繁华市井，又有《富春山居图》的自然诗意。

法国哲学家列斐伏尔指出：空间作为一种产品，并不是指某种特定的“产品”——一种事物或物体，而是指一种关系。江南文化与海派文化的兴起、“新变”，离不开背后的空间生产与再生产。

人口的迁徙带动技术流、资金流、信息流、人才流

江南的发展，除了沿海位置、土地质量、交通运输、生产方式等因素外，也与多次战乱引发的人口迁徙相关。

始自两晋南北朝的中原之乱造成北方皇权逐渐式微，空间权利逐渐南移。空间权利首先表现为政治权利，其次是经济权利，再次是文化权利；最直观的表现则是人口迁徙，人口的迁徙带动了技术流、资金流、信息流、人才流。

西晋“永嘉之乱”可以说是中国古代政治经济中心南移的肇始。谭其骧先生曾对西晋永康元年至刘宋大明八年160多年间的流动人口作过估算：侨居江苏的最多，约26万；侨居安徽的不少，约17万。

南徐州（今江苏镇江一带）一共42万人口，有22万为南迁人口。刘宋时期的余姚全县编户齐民不过三四万，但一次清查出的“黑户口”就有1万多人。由于南迁流民大增，东晋专门侨置了许多州、郡、县。

唐代安史之乱，进一步推动了江南发展。至北宋后期，全国经济最发达和发展速度最快的路（相当于省）绝大多数在南方。据统计，元丰年间，南方总户数约1097万，占全国总户数的66%；宣和元年，全国各路上供钱物共1503万，南方为1284万，江南东路和两浙路占到了56%。因此，流传开“国家根本，仰给东南”之说。

宋代靖康之变发生后，又兴起了一波南迁高潮。当时，约有5000万北方移民定居南方。南宋定都临安，成为江南文化真正成熟的开端。

元代为打通南北开拓大运河，明清两代官府强制和民间自发的人口迁徙潮，也不断推动江南的发展，以至“苏松税赋半天下”。

值得一提的是，安史之乱后，中原地区经济社会呈现衰退状态，中原文化也开始大转移。禅宗在南方的兴起，可谓经济文化中心南移的一个重要标志。同时，儒教中心也逐渐南移，对元明清三朝产生重大影响的儒学集大成者朱熹就诞生在南方。

相比其他地域文化，江南文化率先进入现代文明

为什么相比中原文化、齐鲁文化、荆楚文化、巴蜀文化、岭南文化等地域文化，江南文化能够率先进入现代文明？如果没有外力作用，仅靠自然发展，江南文明也能顺利过渡到现代文明吗？江南文化中的这种现代文明孕育究竟是“未受精之卵”还是“已形成之胎”，仍需要从历史和空间的维度加以深入研究。

江南不仅是可感知的地理空间、物理空间，还是一个包括知识空间和活生生日常生活体验的社会空间。空间是被生产出来的，不同的生产方式会生产出不同的空间。我们需要探讨江南文化背后的空间生产方式和组织形态，以及如何从中诞生了敢为人先、开放包容、崇文重教、精益求精、尚德务实、义利并举的江南文化特质。

以上海为例，近代上海与江南的关系可以分为三个维度：从地域上说，上海是江南的一部分，为局部与整体的关系；从空间性质上说，上海是国际大都会，上海以外的广大江南地区是水乡和市镇，上海与江南的关系是城市与乡村、大城市与一般城镇的关系；从相互关系上说，上海是江南经济、社会、文化中心以及政治重镇、交通枢纽，上海与江南的关系又是中心与腹地的关系。

海派文化以近代上海的城市发展为时代背景，在江南文化深厚积淀的基础上，积极吸收和融合各种新的文化滋养，具有海纳百川、开放创新、重商守约、崇法敬业、精致得体等特质。

江南文化的海派“新变”，充分体现在城市空间意象和物质器物层面：河浜变成了马路，沙船变成了轮船，马褂变成了西装，马车变成了汽车，石库门变成了花园洋房，私塾变成了公校，木马桶变成了抽水马桶，蜡烛变成了电灯，柴灶变成了煤气，扇子变成了电风扇，书信变成了电话、电报，茶馆变成了咖啡馆、酒吧，私家园林变成了公园。

今天的上海展览中心，当年为爱俪园（哈同花园）。主持营建的是从镇江金山寺来的乌目山僧，整个园林的建筑风格为西洋建筑和中式园林混搭。这种中西合璧风格为一时之选，张园、愚园等均染此风，申园甚至在组织方式上采取了股份制。器物层面变化的背后是社会关系的变化，传统中国农业空间生产成了现代化空间生产。

费孝通先生曾对太湖流域的开弦弓村作了一个细致的社会调查，写成《江村经济》。尽管江南农村的文化形态还比较传统，但毕竟已跨入20世纪30年代。调查发现，蚕丝业的发展给开弦弓村带来了合作工厂、技术学校、机械生产、股份制等先进生产方式和组织形式。

费孝通先生因此指出：“如果没有社会组织的相应变革，技术变革是不可能的。”现代生产方式、流通方式、消费方式和现代文明以上海为中心，梯度扩散到苏杭城市、沿河市镇，并最终影响到广大江南农村地区。

从承继江南文化到熔铸江南文化、引领江南文化

“城市里的江南”是一个现代城市出现以后的概念，意味着江南文化不再作为整体呈现在各个市镇之乡村中，而是作为多元城市文化的一种，在走向国际大都市进程中继续焕发生机。

如果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可以视作传统江南市镇文化的典范，那么“城市里的江南”更适合用来形容上海这座现代都市中所呈现出来的新江南文化。由此，从“江南的上海”到“上海的江南”，从“江南里的城市”到“城市里的江南”，从江河文化到海洋文化，从传统文明到现代文明，从中国视域到全球视域，江南文化发生了海派“新变”。

一方面，海派文化从江南文化的土壤中汲取丰富的营养，完成了从承继江南文化到熔铸江南文化、引领江南文化的历程，最终确立了上海文化在整个江南文化格局中的引领地位。

另一方面，海派文化对江南文化的继承、集聚、融合、创新，使得海派文化、江南文化都变得更具现代性。长三角地区成为中国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推进器，至今仍是中国最充满魅力和活力的地区之一。

江南文化的海派“新变”要在新时代继续“蝶变”，就必须将江南文化放到与时俱进的全球城市发展视野中来发酵。

城市的发展可以有多种范式，任何定于一尊的想法都会陷入机械主义的泥沼。建立城乡一体化的美学城市，正在成为一种可能的选项。

应该看到，无论是公园城市，还是花园城市、田园城市，都离不开绿色和生态。城市不仅要有花园和绿地，更要通过一个组合体，对错综复杂的情况加以合理而有序地处理。

比如，由于有了快速交通线和瞬息即达的通信手段，过去只有靠建筑的密集才能办到的事情，现在靠组织的紧凑也能办到。这样一种新的生态和组织单元，是胜过历史城市的新型城市胚胎，其优势在于能够克服大城市无限制的单一扩展。

进一步来看，我们一方面进入了以城市为主的世界，另一方面又面临文化形态城市的解体，城市变成了都市地区。全球城市不是一个城市，而是一种新的空间形式，是一种流动空间。

在互联网时代，没有中心性，只有节点性。全球地理成为研究对象，交通带来的物理全球化和网络带来的虚拟全球化，使地方空间与流动空间的对立统一关系成为研究重点。

新的城市文化是一种由流动空间和地方空间之间的多模式界面展现出来的互动交流的文化。作为文化特色之源的城市，要在一种新的技术范式中生存下去，就必须变成结合符号、虚拟、物质等各种交流渠道的超级沟通载体。

从这个意义上说，只有用海纳百川、追求卓越、开明睿智、大气谦和的胸襟来包容世界，江南文化才能进一步“蝶变”为新江南文化。

中心城区要体现多样性，郊区新城要体现差异化

从一定程度上讲，在上海中心城区，江南文化的表征性空间正在城市化进程中逐渐消退；就自然禀赋而言，江南文化的振兴在青浦、松江、嘉定、奉贤、临港、金山、崇明等区域展开更有条件。

尤其是在“五个新城”，它们有各自的地理优势和产业特点，可以总结出不同的新江南文化内涵。更重要的是，可充分利用长三角一体化国家战略，以海派文化为引领，通过江南文化的海派“新变”，吸引三省一市汇聚在“新江南文化”的大旗下，共同参与江南文化的振兴计划。

当前，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要认真思考谋划如何进一步体现“人民至上”和“开放、创新、包容”的发展理念、城市品格。

具体而言，中心城区要体现多样性，郊区新城则要体现差异化。要让中心城区和“五个新城”、“五个新城”和长三角城市群有一个物理上、组织上的快速连接与功能呼应，让不同年龄、不同职业、不同爱好的人有更多进入不同城市空间的选择。

西方城市的发展日益固化，全球城市研究的重点逐渐转移到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巨大而生动的中国城市实践，需要我们在原有理论的基础上作出进一步的理论创新和阐释。

作为排头兵和先行者，上海无疑应该在城市发展模式上成为“试验田”，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探讨江南文化空间再生产和海派“新变”。通过文化融合，为重构一个新时代的江南文化空间提供上海经验，借此全面提升上海的城市软实力并赋能硬实力。

思想者小传

徐锦江 上海社会科学院城市文化创新研究院院长、研究员，出版《愚园路》《流言研究》等著作，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主持《上海提升城市软实力的国际经验借鉴与实现路径研究》等多项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