撒落在大地的星辰：近六千处，一处也不能掉队

总策划：叶俊东

议题实施：周清印编辑组稿：郑雪婧

调研采写：张玉洁、张瑜、袁月明、周文冲、张海磊、周以航、马思嘉、苏醒、冯开华、严勇

石窟含万象，壁画映千秋。在世界遗产的石窟寺门类中，中国石窟寺数量位居世界第一。我国现存各类石窟寺将近6000处，分布广、规模大、体系完整。历经刀刻斧凿，绝壁之上，窟龛密如蜂房，泥塑秀丽生动，北朝的秀骨清像、隋唐的雍容华贵、两宋的严谨矜持……这一凿一刻、一笔一画，记录下多元文明交融的非凡历程，体现出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

须弥山石窟 冯开华 摄

2019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敦煌研究院考察时强调，要十分珍惜祖先留给我们的这份珍贵文化遗产，坚持保护优先的理念，加强石窟建筑、彩绘、壁画的保护，运用先进科学技术提高保护水平，将这一世界文化遗产代代相传。国家文物局近期专门印发的《石窟寺开放管理导则(试行)》，明确石窟寺展示应当以确保文物本体安全为前提，不得建设污染石窟寺及其环境的设施，不得进行可能影响文物保护单位安全及其环境的活动。

面对历史底蕴厚重、文化内涵丰富的石窟寺遗产，面对近6000个撒落在中国大地的璀璨星斗，一代代守护人回应文明深处的召唤，用无数个日夜修复打磨千年时光。他们用技术赋能，复原千年惊艳;用匠心守护，延缓迟暮美人的衰老。同时，“走出去”“请进来”，透过国际交流之窗，让世界聆听石窟与石窟对话的心声。

我国现有石窟寺将近6000处，其中石窟寺2155处，摩崖造像3831处。20世纪70、80年代，在国家财政资金极度紧张的情况下，莫高窟、龙门石窟、云冈石窟、麦积山石窟、大足石刻保护工程相继完成。

到本世纪初，中国石窟寺科学保护理念逐步形成，本体保护修缮、载体加固与环境治理、数字化保存与监测等方面成绩丰硕。2012年以来，以石窟寺价值阐释—监测预警—环境控制—灾害治理—保护修复为一体的石窟寺综合保护理念成为业界共识。多元文明交融其中，本土特色彰显，文旅价值激活。

多元文明融汇

“敦煌是丝绸之路多元文明交流融汇的结晶。在我看来，敦煌莫高窟中能反映多元文明融汇最经典的洞窟就是第285窟。”敦煌研究院副院长张元林说。

小小斗室之内壁画题材多样，以表现佛教的佛、菩萨形象为主，同时又有中国传统神话中的神灵形象，如伏羲、女娲、雷公，以及祥瑞动物、异兽等形象，还有包含浓厚中亚、印度、波斯、希腊艺术印记的佛教护法诸神，可谓多元文明交汇。以人物形象为例，该窟西壁的人物造型脸庞圆润，鼻梁挺直，上身裸露、下着长裙，采用层层叠晕的“凹凸法”，为典型的西域式风格;而其余壁面的人物形象面相清瘦，身材修长，衣袍宽大，衣带飘举，采用平涂式晕染，为典型的“褒衣博带”式的中原—南朝式风格。285窟开凿正值南北朝时期，中原及南朝士大夫的形象被直接反映在壁画上。

在高昌石窟寺遗址群中，吐峪沟石窟是开凿时代最早、营建规模最大、沿用时间最长、洞窟类型最齐全的具有年代标尺意义的佛教石窟寺遗址群。吐鲁番学研究院副院长陈爱峰介绍，在吐峪沟石窟壁画中，得以窥见不少榜题，这些榜题以其独特的书写方式，承袭了中原文化的精髓。它们被精心镶嵌在黑色或红色的长方形框内，底色鲜明，与壁画背景形成鲜明对比。竖向墨书文字跃然其上，汉文、回鹘文、婆罗米文等交相辉映，有的在同一榜题上回鹘文与汉文并存，展现了文化交融与碰撞。

与本土文化相适应

佛教和佛教艺术都是从印度、中亚等地传来的，但中国艺术家在吸收外来文化的同时，总是要结合自身文化的特点进行改造和创新，使之适应本土文化。在每一个时代的石窟艺术中，都从不同方面反映出那个时代的社会生活和思想意识。

随着唐宋政治军事形势的发展，佛教石窟造像由北向南推移，四川安岳、重庆大足等地陆续出现不同规模的石刻造像。有别于北方大规模集中造像的特点，安岳石窟采取因地制宜，以一山、一壑、一石为单元，或倚崖取势，大窟大像雄伟壮观，小龛小像密如蜂房，打破了中国早期石窟造像中佛、菩萨一律端庄严肃、正襟危坐的特点，更具世俗性和烟火气。

紫竹观音造像是安岳石窟的代表作，其面部清秀，裸露的肌肤细腻光滑，全镂空的宝冠，轻柔飘逸的彩带，薄如蝉翼的长裙，紧贴两臂的坎肩……无不显示其精湛的雕刻技艺。“非常接地气，丝毫没有距离感。”安岳石窟研究院文化研究科科长杨秀伟说，这里的石窟还更多表现巴蜀地方文化和民间文化，以柳本尊为代表的四川密宗及其相关地方题材尤具特色。

四川安岳县毗卢洞北宋紫竹观音造像

大足石刻研究院大足学研究中心主任米德昉介绍，在南宋时期的宝顶山，可以看到养鸡、吹笛、牧牛、饮酒等大量生活场景的造像，人物着装刻画写实。比如小孩会穿开裆裤，牧牛图刻画的是南方水牛，与敦煌莫高窟中北方牛的形象大不相同。

素有“南天瑰宝”美誉的石钟山石窟，位于云南大理剑川县石宝山。石钟山石窟文物保护所所长段钟鹏介绍，石窟宏大的场面和严谨的布局展现了南诏国时期宫廷生活的图景及其佛教信仰的仪轨，独特的人物服饰和造型具有鲜明的地方民族特色。

视线向东，在“西湖石窟”中，最负盛名的是灵隐景区里的飞来峰造像。杭州西湖风景名胜区灵隐管理处党委书记、主任丁水龙介绍，有别于北方石窟寺的宏伟厚重，飞来峰造像位于山谷幽涧间，体现出独具特色的江南园林之意。

文旅需求旺盛

置身莫高窟，拿起手机，身披丝带的九色鹿竟从壁画中飞身而下。摸摸它，乖巧的小鹿还会轻扭身体，与人互动。人、实体洞窟和虚拟画面三者同时出现在镜头里，令游客备感新奇。在虚实结合的“飞天”游览线路里，游客不仅能看到虚拟全景洞窟、不同朝代的飞天集锦，还能观看文物保护短片。通过构建莫高窟窟区厘米级3D地图、结合高精度空间计算技术，敦煌文物数字化成果得以在实景空间呈现。

走进“寻境敦煌——数字敦煌沉浸展”，佩戴VR设备，“飞”起来看洞窟的梦想就能成真。高捧莲花的飞天、手敲连鼓的雷公、边飞行边降雨的雨神……众神触手可及。游客还能在演播厅拍摄一段身处虚拟场景中的视频，记录下“带得走”的敦煌记忆。

点开手机中的“数字藏经洞”，用户可一键“穿越”至晚唐、北宋、清末等时期，沉浸式体验开凿洞窟、封藏万卷、重现于世等过程，与洪辩高僧等8位历史人物进行互动。数字扫描、三维建模等技术真实还原了藏经洞的景象，甚至包括上午10点阳光照进洞窟的氛围。

在敦煌石窟文物保护研究陈列中心拍摄的莫高窟第285窟复制窟 马希平 摄

依据敦煌壁画中“迦陵频伽”的形象，敦煌研究院还精心打造了虚拟人“伽瑶”，希望用人格化的内容传播敦煌文化。身着古代服饰、扑闪着大眼睛的“伽瑶”，在动画世界里为人们讲述千年石窟的过往。数字科技让她如真人般灵动，轻歌曼舞之际，她的翅膀、衣裙甚至缕缕发丝都能随风而动。

以“迦陵频伽”为原型的虚拟人伽瑶

“敦煌文化的价值，不仅仅是伫立在沙漠中供人瞻仰游览，也在于如何应用这些文化资源为今人所用，让文化融入人们的现代生活。”敦煌研究院融媒体中心主任杜鹃说。

2022年7月，大足石刻推出4K电影《天下大足》与8K球幕电影《大足石刻》。在影院，游客可仰躺于球形幕布下，多角度、全景式观赏石窟与山脉、星空交相辉映。在大足石刻文创园，游客还能利用AI设计玉石雕刻图案，体验石刻版画，创作专属文创产品。

须弥山石窟是宁夏最大的石窟，导游潘蓉几乎每天都要接待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游客们不仅要近距离看气势恢宏的石窟造像，更想通过专业讲解了解石窟开凿背后的故事及佛教文化。”潘蓉说。

大手牵小手，呼唤全链条大保护

2016年8月，为加强丝绸之路沿线石窟类文化遗产的保护与研究，甘肃省打破原有管理体制，将麦积山石窟、炳灵寺石窟两处世界文化遗产点及北石窟寺，统一交由莫高窟的保护管理机构敦煌研究院管理。

过去，在管理体制上，它们分别由敦煌研究院、麦积山石窟艺术研究所、炳灵寺文物保护研究所、北石窟寺文物保护研究所管理。关于改革初衷，甘肃省文物局介绍，在壁画保护、土遗址保护、数字化技术研究应用、游客承载量研究、开放利用、国际交流合作等许多方面，敦煌研究院在全国乃至全世界都具有领先优势。

麦积山石窟艺术研究所副所长岳永强表示，麦积山石窟交由敦煌研究院管理后，平台更加宽广，保护研究管理等各方面工作对标敦煌的高标准，成效显著。有了相关技术、人才等方面的支撑，他们啃下了过去啃不下的综合保护项目等硬骨头。

烟雨笼罩下的麦积山石窟。郎兵兵摄

须弥山石窟文物管理所一度面临专业技术人员不足的困境。宁夏文物局原局长雷润泽介绍，在20世纪80年代进行的须弥山石窟首次大规模修缮工作中，龙门石窟研究所原所长、石窟保护专家刘景龙数次前往须弥山石窟，带队指导修缮;国家文物局也从麦积山石窟为宁夏调拨大批石窟抢修所需的杉杆和施工机具等。

2021年，大足石刻中小石窟保护设施建设项目启动。2023年，该项目对大足石刻陈家岩摩崖造像实施保护，加盖管理用房和厕所。在陈家岩驻守多年的义务文保员王学豹表示，以前住窝棚下大雨怕垮塌，这次改造消除了安全隐患，视频监控系统也得以完善。

地区合作为石窟“找搭子”开辟了新路径。2020年，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正式提出;2022年，四川资阳和重庆大足打造资大文旅融合发展示范区，联动推出石窟旅游线路，共塑“资足常乐”文旅品牌;2024年，《川渝石窟寺国家遗址公园总体规划》报送国家文物局审批，旨在强化川渝两地石窟保护、文旅发展统一叙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