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学缘实录｜苗润博：传承是在师生的砥砺之间产生的

【编者按】

2023年4月27日下午，由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与北京大学出版社合办的“‘北大学脉与精神传承’论坛暨《传承：我们的北大学缘》新书发布会”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208会议室举行。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从2018年开始已举办5期“传承”系列讲述活动，这场新书发布会同时也是“北大学脉与精神传承”论坛。群贤毕至，到场嘉宾感念着书中出现的那些在中国学术史上留下精彩篇章的先生们，也讲述着自己在问学传道路上的求索与收获。中国网获授权刊发部分与会嘉宾发言实录。本文是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研究员苗润博在活动上的部分发言内容，本文根据现场速记整理，未经本人审定。

主持人（渠敬东）：

我们都知道苗老师的老师——刘浦江老师是北大重要的学者之一，可惜英年早逝。这段学缘有很多故事，包括刘浦江老师和邓广铭先生的故事，刘老师和学生们的故事。每每与润博聊起刘老师，润博还会沉浸在那种别样的感情中。下面请润博讲讲自己的感触。

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研究员苗润博在活动中发言。（活动方供图）

苗润博：

谢谢渠老师，渠老师把节奏带得很好，一下把我们带到八年前。刘老师也走了八年，昨天看了段晴老师公子写的文章，我也想到八年前的自己了。今天听老师们讲的，确实有很多共鸣的地方。之前有一个校报的采访写到，我的老师怎么教，我就怎么带我的学生。它是一个很朴素的东西，但也不是简单地手把手，传承需要以身体之，耳鬓厮磨。当然从刘老师到我们，我最想讲的一点，跟大家谈到的有交集，但更多的是不同，那就是批评和传承的话题，或者说，只有切实的批评才有真正的传承。

举三个例子，我第一次见到刘浦江老师是2010年9月份来北京听他的课，当时我还是念大三。课后我去向他提问，心里怀揣着对他的成名作提出的商榷，挑了他的一个错误——当时有反骨嘛。刘老师跟我聊了半个小时，我回到天津南开——我的本科学校之后，第二天给他发了一封邮件表示我的感谢，没想到他回我的第一句话就是“我一整天都在找你”。然后就让我参加他给研究生开的《辽史》读书班，实际上是参加中华书局《辽史》的点校工作。我们第一次见面就是不打不相识。

过了三个月，我又在他的文章里挑了一个错误，写了一封邮件给刘老师，其实是非常小的错误，就是老师引述的材料有版本上的差异。刘老师把他给我的回复同时抄送给所有学生，他说：“从此事中得出的一个教训是，引用任何材料都一定要核原书原文，否则不定什么地方就留下隐患……我早年写的一些东西，现在回过头来看真是相当粗疏。正所谓年五十而知四十九之非，我明年正好五十，这句话用在我身上非常合适。《春水秋山》一文写于1996年，那年我35岁，因我出道很晚，所以这应该还算是我早年的作品吧。你们现在都比我起步早，将来一定会比我更有成就。”这是一个成名学者对于一个大三学生的批评意见的回应。

更重要的是，这样一种批评的意见成为一种日常，刘老师每写出一篇文字，无论是随笔式的，还是论文式的，我们都会有一个机制，就是集体讨论。刘老师上来就说，“一句好话也不要说”。这养成我们的一个习惯，每当刘老师发来一个文稿，我们都会像打鸡血一样找他的错误，这样一种刺激非常真诚坦率，让学术批评成为日常，更重要的是我们一开始就认为老师是可以平等对待我们的。更有意思的是，我的性格是比较直的，我到动情处，会说：“你这是硬伤，不改不行。”刘老师当场可能会默然，过会儿讲到其他问题的时候会说：你这也是硬伤……来来回回地这样讨论。在我看来，传承是在师生的砥砺之间产生的。

这三个“史料”体现的其实是一种开放包容甚至是纯粹的学风。这种学风是非常难传承的，最难传承的是批评。回顾这些批判的日常，我的学术是怎么来的呢？我在研究领域的每一个大的范式性的突破，全是建立在对刘老师的批评之上。因为刘老师代表了我们辽金史学界最前沿、最深入或者说是最重要的里程碑，当你和他的对话成为一种日常，才能反思以他为代表的既往的学术，实际上他代表了边界。学术研究的本质在于拓展人类思考的边界，北大的老师恰恰是这个边界。当这些东西成为我们的日常时，既有对于具体观点认识的辩难博弈和推进，同时还有一层意思，我们老师的研究方法很多是自在的，到我们这儿是自觉的，因为有反思、有提炼、有总结、有批判，其中有研究方法的转换。从辽金史到北方民族史有一个彻底的范式转化，就是在这个代际之间产生的，维系这个的是批评。

讲批评和传承的关系，我们可以有三个层次。最先想到的是老师对学生进行批评，这种批评肯定是负责、认真，真正能够读懂学生，找出学生要害的东西。更重要的是，老师对于学生的批评，要想切实，一定要下功夫，这种切实的批评昭示的是一种学术恒定的东西。从小到大，一直到现在，我们所接受的是：我只要卷过别人就赢了。但学术是一个恒定的标准，每一个比拼的场合似乎告诉大家相对的标准在哪里。批评导致学术标准的昭示。

更重要的是学生对于老师的批评，是挑战，是直言不讳。刚刚讲了，学术研究的本质内核是拓展人类思考的边界，而在传统人文领域，至少北大的老师往往代表了这个领域的边界，也是首先需要跨越的地方；研究范式的转移，整体思考框架的突破，其实都在这里。学生对老师的论述展开严肃而细致的批评，使得挑战权威成为日常可能性，而这种具体学术观点的商榷，不仅无损于学者的格局和境界，更会真正体现这个学者的影响力，因为真正值得对话的没几个，而最值得对话的就是我们的刘老师。

更重要的是，历史学是反思的学科，作为一个老师如何制造这种批评，不仅限于乐于接受、包容，更重要的是反省学生提出的批评。反省如何对待学生：自己对待学生的姿态，到底是不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不是雇佣的。任何讨论应该是人与人之间的讨论，而不是君与臣的讨论，不是雇主与雇员之间的讨论，甚至不是简单的师父带徒弟，这种关系的反省建立在我们对于师生传承的认识之上，师生之间应该是平等，而不是依附的。师生之间的权利关系天然不平等，这样一种批评在挑战自然状态，在这个过程中，当然会有压力，所以变得很稀缺，学术的可贵就在这儿，师生在学术面前的平等，针对具体学术问题的切实讨论，无关乎等级、地位。人和人之间的传递最难的是反思性的批评，这种批评恰恰是学术界区别于其他领域最可贵的东西。

我说完了，谢谢！

（本文标题为编者所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