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学缘实录｜叶少勇：我们的传承就是为了青年

【编者按】

2023年4月27日下午，由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与北京大学出版社合办的“‘北大学脉与精神传承’论坛暨《传承：我们的北大学缘》新书发布会”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208会议室举行。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从2018年开始已举办5期“传承”系列讲述活动，这场新书发布会同时也是“北大学脉与精神传承”论坛。群贤毕至，到场嘉宾感念着书中出现的那些在中国学术史上留下精彩篇章的先生们，也讲述着自己在问学传道路上的求索与收获。中国网获授权刊发部分与会嘉宾发言实录。本文是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叶少勇在活动上的部分发言内容，本文根据现场速记整理，未经本人审定。

主持人（渠敬东）：

传承一个伟大的传统，有各种各样的可能性，有各种各样的理解和各种各样的角色。学科本身重在传承，如果没有传承，学科就很难独自成立和发展，少勇老师对这个体会特别深。段晴老师走了整整一年，我们都很怀念她，是在各种意义上怀念她。请少勇老师谈谈体会。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叶少勇在活动中发言。（活动方供图）

叶少勇：

各位老师好，我是做梵文研究的，我的硕士导师和博士导师都是段晴老师，段老师在前面“传承”活动里做了非常燃、非常大的报告，她把我们这个专业的传承脉络讲得非常完整。今天我讲一点侧面的，围绕梵文一手资料，即写本资料的研究，讲一些故事。

我是2002年考上北大硕士研究生的，本科也不是北大的，也没有在这里作为根正苗红的存在。但是我们梵文专业在当时本来就没有本科生，当时全中国只有北大有梵文专业，而且就是从硕士开始，从零开始学起，而我上了一年以后，北大恢复梵文专业的本科招生了，我觉得我就是早生了几年，不然就能成为根正苗红的那一辈了。进入北大之后，讲梵文基础课程的就是段老师，很多老师听说过梵文教学秉承的是季先生的游泳论，就是把学生踹泳池里，呛几口水就会了。梵文确实不容易，段老师讲课的风格确实把我们呛得够呛，很多人听几节课就不来了，旁听的走得很多。而我们剩下的人感觉每听完一堂课就像是经历了一场战争，我们都相互称为战友。刚上了一节课，段老师就让我写梵文写本。中国跟印度文化的交流主要是佛教，佛教有很多梵文的原典，随着佛教在印度本土的灭亡，很多在印度本土都已经消失了，我们现在很多典籍只能看到它的藏译本、汉译本，19世纪以来主要是从印度之外发现了大量梵文的完整本和残片，兴起了一股研究梵文写本的热潮。我们虽然有绵延千年的佛经翻译史，但我们对梵文的研究起步很晚，对于写本潮流参与度非常有限，曾经的存在感非常低。在民国的时候有一部“蒙藏丛书”，其发刊词中有一句话形容当时中国的边疆研究、民族语言的研究，用来形容梵文写本研究也特别合适，这句话是这么说的：“英日俄人，著作千百。回顾我邦，何乃守默？古语有云，楚弓楚得，启发愤悱。”

我们本身和印度的交流就这么频繁，甚至印度文化成为我们古代传统文化的一部分，而且很多材料又是在中国发现的，但是真正做这些材料研究的，在当时来看，中国人很少。而北大是近现代最早开始梵文课程的，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甚至是唯一的一家。北大1919年就开设了梵文课程，但在最初开设的二三十年间，一直都只能聘请外国教员，相当于梵文教学是从国外引进的，一直到1946年季羡林先生在东语系创立了梵文专业。西藏可能是唯一没有被西方列强开发走的梵文写本的宝库，上世纪60年代有大批写本被调到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季先生一直对这些写本念念不忘，当然60年代经历了什么大家都知道，季先生写了很多回忆录，哪有条件研究学问。一直到80年代，北大拍摄了一批梵文写本的胶片，我们专业的蒋忠新先生最先投入研究，研究了差不多小十年之后，在1988年出版了一部《法华经》的梵文写本，季羡林先生评价它具有在国际学界扬国威的意义，我们现在可能不会用这样的话评价一部书，但对于老一辈学者来说，的确如此。

2003年电脑刚刚开始普及，段老师买了胶片扫描仪让我负责扫描这批北大的微缩胶片，当然我就是个助手。然后，她很快给我布置了任务，让我读这些梵文。大家想想读了一学期就让你看手抄本。我就想硬着头皮干吧，这需要很多资料、专业知识和技能，在各个方面段老师都给予了我最大的帮助。当时我们看所有前人的东西都是一种仰望的姿态，段老师说不要只知道仰望这些学术大家，段老师的口头语就是“这有啥呀，我们花一点时间都能学会”。段老师学会了十几门语言，她在读博士的时候就开始纠正她的导师的不足，当然段老师会说“你们很快就会瞧不上我了，你们很快就能超过我”。季羡林老师曾说过，什么是好的学生，就是能超过老师的学生。

段老师对我们的教导是“拔苗助长”式的教育，我们在这种碾压之下，真正实现了跨越式的学习。后来在段老师的帮助下，我在一捆未被认出的梵文散页里发现了两部从来没发现过的佛教中观派哲学思想的梵文著作，它几乎是西藏所存的最早的经典著作，大概是6、7世纪的。段老师特别激动，当时她给我们系领导群发邮件说“我的学生做出了重大发现，你们应该给予嘉奖”，搞得我见了领导都特别不好意思。

不仅仅是我一个人，当时前前后后一块儿学习的很多学生，段老师都是分配甚至是硬塞给学生，说这是第一手资料，你得研究。她鼓励我们做第一手资料的研究，还经常鼓励很多学生带着这些写本出国学习。很多学生也在这种培养之下做出了非常亮眼的成绩。段老师是留德回来的，她在国际上的人脉是很广的，很多人知道她手上有一手资料，找她要，但段老师手非常紧，不松手。很多人说段老师垄断资料；段老师说，不是我狭隘，我必须用这些一手资料来培养我们自己的梵文人才。

涉及一手资料，本世纪初新疆还出土了一大批数百件资料，当时为了督促国图收藏这批资料，2008年段老师去医院找病中的季先生亲笔写了一封信，就两句话，“听说最近新疆地区发现了很多古代语言的残卷，这对于我们中国学界以及世界学术界都是特大的好消息，无论如何不能让外国人弄走”，就这么两句。我特别能够体会老一辈学者的心情。我们现在会觉得这是不是一种狭隘的民族主义，但正如段老师说的，这些资料是我们培养自己青年人才的绝佳的机会，它可以让我们的青年学者在刚刚入门的时候就站在一个国际前沿水准的科研实践之中，边学习边踮着脚尖够，而且目的性很明确。我们很快就组成了一个年轻学者水平一流的团队，我们的成果受到国际学界的瞩目。我们的传承就是为了青年，这就是一个体现。我们为了青年，也就是为了未来。

梵文这个学科是1946年创立的，到现在已经77年，我们经过了中国学术最艰难的时期，而在改革开放之后，一有机会我们就快速回暖，并且高速发展，这是一个冷门绝学的阵地，但是经过70多年的坚守，绝学没有绝，而且还发展了，形成了一个强大的团队，从过去总是让中国的知识分子感到忧愤的国际学界的后进，我们变成了并进，在某些方面我们还成了先进，这种三四代人筚路蓝缕的坚守让我感觉到，这一路走来，人文学科是一个弱组织性、高课题性研究的学科，不管多大的先进后进的学术差距，通过一代一代人的努力是可以做出很大改变的。

谢谢！

（本文标题为编者所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