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学缘实录｜程乐松：不是待在这里，而是活在这里

【编者按】

2023年4月27日下午，由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与北京大学出版社合办的“‘北大学脉与精神传承’论坛暨《传承：我们的北大学缘》新书发布会”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208会议室举行。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从2018年开始已举办5期“传承”系列讲述活动，这场新书发布会同时也是“北大学脉与精神传承”论坛。群贤毕至，到场嘉宾感念着书中出现的那些在中国学术史上留下精彩篇章的先生们，也讲述着自己在问学传道路上的求索与收获。中国网获授权刊发部分与会嘉宾发言实录。本文是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程乐松在活动上的部分发言内容，本文根据现场速记整理，未经本人审定。

主持人（渠敬东）：

谢谢飞舟，他讲的就是中国人怎么样把先人的生命装到自己的身体里，然后传递下去的话题，这就是一个连续的生命系统，而且今天这个过程恰恰最多发生在大学里。前两天文研院办一个活动，陈来先生讲冯友兰先生，我体会非常深。陈来讲的时候，不断念叨冯先生讲的最重要的话，这给我的体会是什么呢？就是这个讲座好像是陈来老师讲他的先生，但最后听众体会到的是从陈来先生身上看到的冯先生的影子；通过他讲他的先生，才知道他在做什么。当然哲学系承担着冯先生、梁先生所有这些先生的衣钵如何传承的问题，程老师讲一讲你的压力吧。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程乐松在活动中发言。（活动方供图）

程乐松：

各位老师好，特别感谢。其实我已经花了很大力气想严肃起来，被渠老师一调侃就又严肃不起来了。人活着最快乐的事情就是总有一个地方可以皮一下。如果不是对一个人、一个地方极度的信任、极度的亲切，你看到那个人、去到那个地方是不会皮起来的。特别是人越近中年，越觉得自己没有皮一下的权力。但我每次到北大来，尤其带着我们家茸宝来，一定要怂恿他到二院来，其实是我自己想在这里皮一下，这种内心的情感一直都有。我自己觉得人就是被生活塑造出来的，生活就是际遇，是你碰到的人，碰到的事，每天遇到的那些新东西。比如十年前，我不认识（程）苏东的时候，不知道一个86年出生的人可以优秀到这种程度，社会际遇告诉我——他站在你面前了，这时就开始自惭形秽。说的深刻一点，就像海德格尔所说“作为一切的存在”，我们不断理解生活中的际遇，我们不断用理解的方式将之填充自己。用老话说，凡人烦，烦凡人，如果你是普通人一定很烦，所有的烦恼都会找普通人，把这个话翻译过来，如果你不烦也蛮烦的。在这个意义上说，生活世界就是我们直面的人际性、在场感，讲传承的时候，我们必须以一种物理性的方式存在在生活际遇里。如果不是在燕京学堂里教书，我就不会遇到最优秀的学生并且从此让这些最优秀的学生忍受我的英文，让我把英文口语变得越来越好。的的确确如此。我有时候内心对一些东西心存感激，真的要找一个很温暖、能平和表达的位置才能把内心的想法讲出来。

95年入学以来至今，我大概只有八年不在这个园子里。从1995年到2002年在这个园子里待着，不觉得这个园子到底有多好，我们最成功的一次抗争就是针对大澡堂，原本大澡堂每周一不能洗澡，98年我们抗争了一次，之后周一就可以洗澡了，这是我感觉大学期间最有成就的一件事情。2002年离开以后，我总是很想回来，才意识到我在过往的七年不是待在这里，而是活在这里。所以2011年有机会回到北大的时候特别开心，我又可以活在这里了，而且活在老师们中间，活在非常优秀的同事们中间。所以我以活在他们中间为荣，并且我尝试在学问和教书的意义上活成他们的样子。实际上这件事情不太容易，实际上不是不太容易，是根本不可能。因为在这个地方，唯一不缺乏的东西就是优秀，这个让人很绝望。前两天北大官微上发了我的访谈，我转给我的爱人，她第一句话就说“看，你多需要茸宝”，意思是你这个人无趣到只能靠你的儿子体现你的差异感。我大概就是属于无趣且不严肃，平庸且不努力，所以把我写出来需要很多别的东西来支撑。所以我要感谢文研院，文研院给了我两个很重要的东西：一个是二院，一个是传承中我想的那几句话——好像是我在过往的二十年中讲得最漂亮的话，所以我特别感谢。

这种相互滋养是一种契合的关系，你被这种精神契合到了，会让你产生一种错觉，你天生就契合这种气质，实际上不是的，是这个地方把你的气质养成这样了，你反过来会认为自己很契合这个东西。你在坑里待久了，就会觉得你天生就适合这个坑。在这个园子里，既能找到一种学问的深度，也能找到视野的广度，有时候还能找到情怀的高度，更重要的是你能找到一种亲切的温度，这是最重要的，只有这个东西才是让你始终觉得在情感上没有离开这个园子的根本原因。我常常讲在这个地方会产生一种非常依恋但又很害怕太依恋的复杂情感，为什么呢？我有一种非常强烈的夹心感，被两代人夹在中间。上一代的学者给你树立了一个东西，你知道超越不了，很难受。往下看，能不能往下竞争？不，程苏东来了。有时候这种夹心感让你造成一种恐慌，你会很慌乱。

（主持人：慌的时候多来。）关键是我慌的时候就会有渠老师给我补刀，我来了渠老师给我一幅他画的画，我就更绝望了——人家随便画一画，你一辈子也画不出来。这种慌乱有一种很有趣的后果，因为你知道你是一个失败者——我并不觉得这是一种人生的失败，因为在优秀中间习惯优秀，这是对现代社会每一个个体最大的质疑，因为我们绝大部分人就是卷又卷不动，躺又躺不平——但你发现自己是夹心的时候，躺平的时候就觉得特别合理。我这代人就是个过渡，把这个时间熬过去就好了，因为有更优秀的一代人已经等不了了，希望你赶紧下去。上一代的人看你的时候心想，反正是我带出来的，再差我也忍了，这样想就觉得舒服多了。我在北大的学术和精神的传承里找到的历史感就是这种感觉。刚才飞舟老师讲的，我特别有共鸣，现在看我的学生经常想骂人，经常想发火，后来想一想当年我的老师是怎么对我的，我比现在的学生肯定差多了，但他仍然忍住了，没有骂我，而且他纵容我在他的课堂上各种胡说，那种纵容很安逸，这种安逸的态度恰恰是北大的那种“亲爱的”传承，亲切地爱护你，而且用纵容的方式，这是非常难得的。我不知道理科是不是更严格一些，但我接触的所有老师都是用纵容的方式。所以某种程度上我们在传承的东西，就是尝试用漫漫生活经验承受这个园子带来的精神上的东西，而且这个园子的精神是同一个底色差异化的折射，这个底色是什么我说不清楚，但我知道它有不同的差异化的折射，在不同老师身边你看到的东西不一样，但你感到的东西是一样的。某种程度上来说，同一个精神的系谱在每一个人的眼中有色差，但并不影响这个系谱的统一性。

我看到张鸣老师的发言稿，真的觉得我是来打酱油的，原来无趣且不严肃是对的，的的确确是我本人。我很舒服的一件事，是不再尝试寻找自己在精神谱系中的定位，反而知道自己在这个谱系中，虽然可能连为这个谱系坚守底线都做不到，但仍然清晰地意识到这个谱系原来的样子：一个谱系要接受伟大，接受优秀，必然要接受平庸；以平庸为出发点，我们收获的最重要的是精神财富，有了这个财富我们基本上就可以了。

（本文标题为编者所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