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兆远：重新定位高等教育，避免中国的锈带蔓延

2020年，教育界发生了两件相关的事情。先是北京大学在全国大学生数学竞赛中碾压清华，前10名中，北大占了7席，而清华只有1席。接着没过几天，在美国列出的国际数学学科排名上，曲阜师范大学又力压北大，排名第一。注意，不仅是中国第一，而且是亚洲第一。但随后有网友质疑“曲阜师大数学学科排名第一”名不副实，可能与其论文高互引用有关。其实这并不是曲阜师范大学出了问题，而是美国教育界制定的游戏规则出了问题。

清华大学未来实验室的首席研究员马兆远在《智造中国》一书中，从高等教育的角度，分析了为什么美国会面临锈带蔓延的难题，德国却几乎没有这样的问题，并给中国的制造业升级提供了新的思路。

中国后工业时代与教育改革息息相关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高等教育的不合理游戏规则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的经济繁荣。在这段时间里，制造业就业机会对工人以及需要付出人工成本的企业来说都是特别宝贵的，因为制造企业给只有高中或高中以下教育程度的工人所支付的工资和福利，相比于其他工作都大幅增加。

与那个时候相比，最近几十年美国新增的制造业岗位的工资都相对偏低，福利也不再那么好。许多人认为是全球化抢走了美国人的工作。但实际上，制造业衰落与美国高等教育的不合理游戏规则密不可分。甚至可以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学术界，都被美国带歪了。

从科学界来看，如何评定一项科学工作是否重要呢？看有没有在期刊上发表论文，发表了以后有多少人看，多少人引用，再算上这个期刊本身的重要性，列出一个公式来，这个科学工作的重要性就确定了。科学家的重要性就是由他所发表的论文堆积起来的，同样也能算出来一个数字。这个数字决定了会不会有大学来请这位科学家做教授。而大学的好坏又由这些教授的数字堆积在一起。好了，这就是游戏规则。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七八十年来，而更准确来讲是从2004年泰晤士高等教育开始推出世界高校排名榜开始，这种排名游戏助长了后工业化社会中精英与普通人的对立，又使得大多数“精英”从学校毕业之后，金融产业和白领工作不能消化掉这么多人才，而工程师那一端却没有足够的人才补充。

这已经成为默认的法则。只有为数不多的大学敢不屑于这个排名规则，但考虑到生源，学生会去看，会按照这个排名来报考学校，所以一个接一个的大学都被裹挟了进去。

游戏规则带来的恶果

那么这个游戏规则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商业公司为全球高等教育机构设计了一个自认为完美的考核体系。一层一层筛选出来的人会读书、会考试、会发论文。然而，人天生有两种不同的才能，一种会读书，一种会动手。通过这个体系，我们把会动手的人都淘汰掉了，他们一路沉下去，成为高等教育里的失败者。他们进入职业培训，进入工厂，混口饭吃，高质量的教育与他们无关。他们的工作也最容易被剥夺，尤其是在参与了全球竞争之后。

所以，事实上不是中国抢了美国的工作，而是美国的教育机构并没有把好的受教育机会开放给这些动手能力强、本有机会成为很好的工程师的人。高等教育里充斥着天马行空，为了创造而创造、为发文章而发文章的思想者。这或许没有错，但我自己是这样从科学家圈子里爬过来的，我知道我怎样白首穷经、挖空心思地想要创造。

反观德国的高等教育体系，则是少见的没有哪个大学特别强，而是大家都差不多的“举国很强”体制。但反而是德国的工程教育在各个高校都开展得不错，工程这条路对年轻人来说一样是好的选择。优秀的头脑和具有极强动手能力的人一样，大量存在于工程师队伍里，从事新技术的研发和落地工作。因此你看到的是，德国并没有锈带问题，反而敞开大门让叙利亚难民进来，填补国内工作岗位的空缺。更为危险的是，这样的排名游戏有可能会成为一场新的军备竞赛、新的星球大战。不仅是国与国的，而且是学校与学校的，企业与企业的，家庭与家庭的。

在这样的高校选人机制和建设机制的长期作用下，企业与高校的周围环境中，可利用的互补资源是很少的。即使是在50多年前制造业鼎盛的时期，与其他国家相比，美国企业也是孤军奋战的居多。20世纪80年代末，麻省理工学院进行当时的“美国制造”研究项目时就发现，与德国、日本相比，美国的共同资源水平低得惊人。即使是在工会和雇主联合会等机构的持续推动下，大企业和政府在工人技能教育上的投资也低得多。这些教育通常情况下也只局限于解决临时的就业问题。

在一个制造企业的成本中，劳动力支出一般不超过20%，但是，当企业削减开支时，员工总是首当其冲。进入21世纪，制造业职位削减非常严重，这也是企业追逐其他战略目标的副产品。在这个过程中，企业又制造了招工难题。有两个问题特别值得我们关注：第一，很多企业削减了员工培训方面的投资。一方面企业认为技术人才短缺，另一方面企业却在减少员工培训。第二，制造业起薪低，薪资一直停滞不前。当把制造业工作机会所面临的风险和起薪放在一起综合考虑时，年轻人不愿意踏入制造业是情有可原的。制造业的起薪和其他服务产业相比优势并不明显，而其他服务产业还没有面临整个产业都在衰退的风险，年轻人和他们的家长不选择进入制造业是个正确的家庭选择。

这些方面最终影响了美国的创新能力。因为制造业环节外移，失去了边造边学的机会，美国的制造企业就不能学到新知识。制造企业能够积累的知识和资源减少了，最终就会降低未来的创新潜力，公共资源也因此而变得贫乏。生产流程去到哪里，产品创新就跟到哪里，工作就在哪里。

后工业时代的新机遇：新工程教育

怎样解决锈带蔓延现状和后工业化时代的社会问题呢？谢菲尔德大学所尝试的先进制造研究中心AMRC模式提供了有价值的借鉴案例：一个大学可以支持一个研究所的发展，研究所可以为工业企业提供研发服务，吸引全世界最优秀的制造企业在周围投资建厂；这些工厂转化了老就业，吸引了新移民，重振一度衰败的锈带城市；研究所也为这些工业企业培养了本地年轻人，年轻人通过在这里学习工业技术改变自己的命运，也改变这个地区的未来。AMRC的价值已经远远超越了产学研转化机制打通的价值。

在英国，毕业之后能上大学的中学生不超过50%。不能够通过读书上学而离开乡村的大多数英国年轻人，一辈子就是村民，经营村里的农场，在村里的酒吧和社区里做杂工。

鲁塞尔是AMRC培训中心的第一届学员，作为一个没考入大学的村里孩子，他的未来可能与英国其他乡村少年一样，一辈子被锁在了英国北部的乡下。然而AMRC给他提供了完整的工程师课程培训，第一年进行高强度的动手能力培养，金工、电子、焊接、水电、机器人控制、数字设计，第二年开设了稍微抽象的物理、数学和编程课程，其中一半时间开始在工厂参与具体的工程师工作。经过3年的课程培训，作为第一届AMRC培训中心的毕业生，他成为波音的工程师，被波音派往了西雅图总部。

人们常说教育改变命运，但我们所设计的教育游戏规则，其实只改变了一小部分人的命运。有些同样聪慧有才能的年轻人，被我们所设计的游戏规则甩到了外面、后面和下面，乡村小孩就永远是乡村小孩，甚至他们的下一代也是如此。作为一个研究型大学，谢菲尔德大学的新工程教育开拓了另一条路，让更多的年轻人可以发掘自己的才华。这条新路，为年轻人开拓了完全不同的成长路径，掌握更多的技能是不一样的。他们不是不聪明，也不是不勤奋，只是不适应我们所设计的游戏规则而已。

人工智能时代，我们所设计的这条佼佼者的路，恰恰是最容易被机器所取代的，而那种可以利用我们已制造的工具做出新工具来解决问题的能力，是机器无法取代甚至最难取代的。

中国的后工业化问题

2019年起，中国开始面临后工业化问题。高耗能、高污染、劳动密集型的产业不再适合后工业化社会，传统的工业城市面临着转型升级的压力。后工业化地区如果经济长期停滞、就业不足，就会造成民众严重的心理落差，进而催生大量的社会问题。怎样面对后工业化的挑战，怎样避免因为先期工业转移而产生和蔓延的锈带区，不仅是美国的问题，也将是中国，乃至未来全球共同面临的问题。马兆远教授在《智造中国》一书中，为解决后工业社会的就业问题、促进教育改革、打造新工程教育的提供了新的思路，从而为中国制造业升级提供了一张切实可行的路线图。

内容参考来源：《智造中国》 马兆远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湛庐文化 2022